图中为陈中和先生晚年家人合影
回首泸州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，是一代接一代泸州商人辛苦打拼、奋勇开拓，艰难而又辉煌的发展历史。今天我就想写其中一个人，现在可能很多泸州人都不了解，不过江阳沽酒客觉得真不该错过对他的了解，因为就经营理念来说，他当时就超过同时代人太多，称为商业奇才亦不为过。
泸州历为川南重镇，是工商繁兴，内外杂沓，万商云集，物资集散的经济中心。尤其土产运销，沟通物资交流，欠盛不衰，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。二十年代泸州土产业，尚未单独成帮，合在斗载业经营。今天讲到故事的主人公陈中和先生在这块土地上，由学徒、长（泸州不写掌从民俗）柜、经理、历七十余年，先后经营银钱、土产、粮食、油粮、以及工业的酒厂、面粉厂、骨粉厂等，其中以土产运销为主业，经营招牌有十余个之多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几经辗转，历尽沧桑，兴衰乐苦，很多事情，今天的泸州人可能已经不太清楚，那么请大家跟随我用文字来做镜头，一起穿越回百余年前的泸州，看看这位热心教育公益，被人称作泸州土产大王的陈中和先生，不平凡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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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3年清政府已经进入末年，风雨飘摇的旧中国，陈中和这一年出生在四川的简阳（当时是一个县）老家，由于家境并不富裕，又是长子，1908年，年仅仅十七岁的他，便进到泸州小河街，梁一品商号当学徒，连学代帮，时达十余年。（今天十七岁正是校园里求学的好时候，大多数人还在父母的庇护下，因为年代不同恐怕无法体验当时人的不易）
陈中和虽然当时读书不多，但是却在学徒的过程中，制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，就是奉行“人而无恒，不能生存，人而无信，百事无成”的为人宗旨，取信于人，而且坚决做好工作，当时很多共事的同僚及师长还有顾客都说:“陈中和诚恳可靠”。我们现在有部分人，接受的教育观完全不同于以往，干工作，以开心为目的，不顺心换就是，从来没有珍惜和专注，更谈不上责任心和诚信，这恐怕也是很多人抱怨自己过得不好，或者看不到希望的原因吧。
1923年，郭子清、李秉钧等，合资开设“同春”钱店，看中了陈中和，特聘请当长柜，业务是以银换小钱，又以小钱买银子。从中取利。每天银子小钱进出不少，都要由他清点，挑进挑出，时经两载，获利不多。但是陈从来不抱怨，一直兢兢业业。
1925年，由当时商会会长梁云程和李炽升等，集资五干两银子，开设“同生利”钱店，以存放汇兑为主要业务。再次聘陈中和当长柜，并给其占一千两银子的虚股，让陈中和更有动力。
爱钻研业务的他，首先调查摸底，各行各业的经济实力，以及省内外金融活动等，第一手材料。计算每期头寸，达到存放基本平衡，汇兑及放款，有的放矢，实现信贷无倒账，支出不紧迫，业务做得十分活跃，树立了良好信誉。一年时间，获得红利50%。三十二岁的他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1926年初，陈先生主张在“同生利”抽出部分资金，另约陈鉴华，晋丰泰等集资银币一万元，成立“美利和”商号，经营土产运销业务，由陈当经理，年终结算，两号均盈，“同生利”仍为红利50%、“美利和”高达对本利钱多。在红利中，股东提取50%，其余留存，投入再生产，“同生利”，“美利和”，实际是两块牌子，一套班子，人员混合使用，节省开支，经营范围，主要以粮食、油糖、土纱、土布、棉花、白酒、大烟、叶烟、药材、棕片、棕丝、篾条、广篾、水篾等为大宗，在泸州及周围产地，批量购进，运销湖北、宜昌、沙市、汉口等地。
资源丰富的土特产品，农民脚短，拿不出去，靠其从中运销，又把工业原料运进来，资金来回不歇空，起到交换桥梁作用，沟通了川南的物资交流。业务做得非常活跃，逐年获利，号誉昭著。由于信誉良好，实力雄厚，购销往来户，都愿同其商号打交道。每年结算职工分红奖，都超过全年薪金，实在令当时人羡慕。
1930年，股东梁云程病故后，其他股东都想买田造屋，因此，停业结束，所有资产，按股分给，还优厚的发给奖金，员工皆大欢喜。陈中和当年所得的红利和奖金，为七个弟妹各买二十石谷田，使他们有恒产，自耕而食。
1933年初，想有更大发展的陈中和，审时度势，邀约商界实业家陈鉴华，罗维熙，杜敦五等，集资銀币一万元，开设宏升商号，并任经理，专营棕、竹制品等粗货，运销沙市、汉口等处，并在汉口正街开设“里仁”粗货店，因棕、竹粗货，购、运、销，都需较长时间，因此，每次结算时间，定为两年，到1939年结算，只够月息，盈利甚微。不久，汉口、沙市相继沧陷，罗维熙等弃店跑回泸州，里仁商店的存货，由店负责卖光分散，沙市的存货，无人照管，不知去向。好在还买有一批布匹，尚在途中，运泸卖出，勉强还够本钱，宏升商号就此结束，这一次虽然没有损失惨重，但是时局动荡，也让陈中和努力奋斗第一次遭遇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1936年，陈再约陈鉴华，内江黄楷书，重庆刘伊凡等，集资银币二万元，在大河街成立庆丰和商号，仍经营农副土特产品，为了购、销的信息勾通，在内江、重庆、万县、宜昌、沙市、汉口设立分庄。泸州为总号，陈任总号经理。
先后雇用职员和招收学徒共48人，各分庄的成员，由股东推荐，其负责人也由股东承担，组织就绪后，随即派员到各产区，开展业务。由于新商号，新人员，资金活动，信誉昭著，所有成员争先恐后，进行收购，无论数量多少，都得心应手。
在各个收购地区，没有摆出收不回来的货，在运销储存中，没有发生霉烂损失，在销货地区，没有发生收不回来的帐。因此，对年结算，盈利可观，除一部分利润作为企业再生产外，各股东核股本提取50％的红利，各员工按年薪加倍发给红奖，愿取走的不限，不愿取走的，作为下届股本，继续经营，结果大家都不愿拿走。
因此，企业资金更加充实，业务进行故更加灵活了，至1938年结算时，盈利比上年更多，其股东红利，员工红奖仍按上年比例发给。因避免税收麻烦，将“庆丰和”从形式上划小，改牌为“庆丰昌”，立“庆乃昌”两家，实际是庆丰和的继续。将原有人员分两套班子，互相推动工作，对年结算合二为一，其盈利仍按上年办法处理，逐年盈利，未打败仗，直到1942年，经各股东决定，资金限额为五万元，每股限为五干元。员工每股限为五百元，此外，未取走的盈利，作为存款计息。
这样继续经营，还是避免税收的麻烦，又改牌为“信通和”商号，结算期，改为两年一次，至1944年，各股东提出红利由原50％降为40％，员工红利10％不变。同时又改牌为“天德昌”，资金、人员不变，继续经营。
为了避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横征暴敛，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，生意大了，树大招风，引起他们随时觊，不得不求对策，适时改换招牌。
在“美利和”之后，先后改牌经营有“庆丰昌”、“庆乃昌”“信通和”“天德昌”、“天庆长”等，其中1942年的“信通和”规模较大，集资五万元，工作人员由十几人，增加到五十多人，业务也随之扩大，这就不能不引起国民党贪官污吏的注意。虽“狡兔有三窟”，也难逃脱他们的掠夺。
还在1940年经营庆丰昌时，泸州直接税局，季秉衡任内，不按税制，强迫估征什么直接税十万余元，(约当时实物棉花万余包)几乎超过实有资金，后经美丰银行经理李维成从中转换，缓期缴纳，不少分文。更有甚者，1943年，以蒋、宋、孔、陈四大家族为后台的泸县花纱布管制局，将其商号库存棉花一万余包(约60万斤)，由重庆运泸的棉纱二百包(计八千并)，以所谓什么专卖的目标，全部封存，后以官价付款，造成他商号无故损失全部价款的三分之二，贪官污吏以此巨款，中饱私囊，而且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在1947年，“信通和”商号被泸州直接税局侯仲桓任内，一群贪婪的污吏，以査漏税为名，将所有账薄全部拿去，时逾三月，不予理采，后由胡焕章从中说情，还是伸手要钱，实际完税仅五干多元，而敲榨的三万五干元真是“福无双降，祸不单行”。弄得企业奄奄一息，濒于弃溃。这次打击对陈先生来说真是有些心灰意冷。
好在后经股东增资，勉强经营。当时民族工商业，在夹缝中生存，虽有经营能力，但有三重大山的压榨剥削，大鱼吃小鱼，挣扎在风雨飘摇之中，随时都有关门倒闭的危险，历经苦难，岂能休养生息。
1945年，因币制多变，各地倒风甚炽，物资卖不脱，账项收不回。在汉口运出的铁桶二干多个，由川运出的桐油八万多斤，白糖十万多斤，在沙市被国民党军队封船搭浮桥，所有铁桶，油糖，全部失踪，原在宜、沙、汉的物资绝大多数被盗窃，各分庄的职员，无能为力地呆守收账，拖到宜、沙解放后，川南还有物资，无法起运，全部商品分给各股东自行处理，业务无法开展，陷于停顿。实在令人惋惜，每当江阳沽酒客，看到这些曾经的材料，就想如是陈先生生于此时，依据他的经商天赋和人品，定当成为泸州商业翘楚，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，真是时不与他啊！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泸州首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，陈先生有幸被选为委员。请假到各庄办理结束，能收的就收，暂时收不回来的办个手续，并把员工撤回泸州，1950年8月，将全部资产按股分摊。天庆长商号到此结束。
1951年初，川南行署召开土产物资交流会议，陈先生即响应号召，发起组织，与财政厅合资，集资三十万元。成立川南新生公私合营土产运销联营社，并再次由他当经理，所有成员，由各股东推荐，共有成员一百六十多人。设立分支机构和加工厂十二处。行署并省后，公股撤退了，改为私私合营股份有限公司。
陈先生曾经说，久经商业难避风险，若一举失误，就会全牢覆没，根基不稳，深思熟虑，改弦易辙工商并举。他曾在1954年，集资二万元，在桂花街新建“福寿同”曲酒厂，上半年建成，下半年投产，建九个新窖以老窖槽子曲酒泡后发酵蒸烤，其质量，在其它新窖中称优质。配备两班，年产7万2千斤，技师，工人等约有二十余人。厂址，建筑，泥土，用水等均合格。于1950年合并的义申曲酒釀造联营社。
1950年，独资五千元，在桂花街，新建“麦田”面粉厂，完全人畜操作，自推粉，自制面，干湿粉条质量较优，销路甚广，约有员工10余人。后因化工学院，需要建筑以朝阳路铺房掉换。仍继续生产。
1951年，集资三万元，在永丰桥，新建“新生”骨粉厂，有员工30余人，建成投资不久，因当时商业不能兼营工业的政策公布后，把全套设备，原材料，成品等，全交市工业局，后定股为五千元。
陈先生是泸州土产大王，其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，即便今天也不过时，他曾说自己本着“逢贱莫懒，逢贵莫赶”，调济市场余缺，沟通物资交流的原则。土产物资，关系到国计民生。一日不可缺少的种类。在市场上，别人不买，我下手，别人不卖我则抛，不囤积居奇，待价而沽，谋取厚利，利润一般掌握在50％左右（轻小利重长远，李嘉诚也是如此）。加速资金周转，减少利息，仍有可划。既不加重消费负担，又振我号声誉，大多往来商客户，都有乐于向我号成交。（这不就是一种儒商精神吗？）
在商品质量上，注重精选，妥善装卸，无水浸霉变，交货时均达上等成色。在购进方面，“烧冷灶”。扶持困难小，坊，如对糖房、漏棚、擂房、他们资金短少，旺季到来，对甘蔗、黄谷、难以收购加工，采取先款后货的优惠办法，既扶持小厂，又保证收购货源，如曾佑明擂房，向其号成交50万斤碛米，价银一万多两，先付给货款80％，他的周转灵活起来，交货也保证及时，达到两利。不少厂坊，源源找上门来，比起其它土产运销单位，在进货上，要胜过一筹。
准确预测市场，具有应变能力，在国民党统治时间，币制多变。由法币到金元券，关金券，又改银元券，币制的恶性循环，造成物价一日数变，在此情况下，本着存货不存钱的原则，掌握主动权，既渡险滩，又能获利。
1945年的抗战胜利，工商业中称为“放火炮”。不少商户仍奉行存货不存钱的老套套，火炮一响，物价狂跌倒账关门的，比比皆是，陈则不同，是存钱不存货，首先预测市场变化，物价趋跌他就卖，甚致也卖光为止，不但未受损，反而发了“胜利财”。
在运营中，他实行经济公开，民主理管的群众路线。为了掌握全局经营活动情况，规定各分庄向总号三天一次详明信，(报告业务活动情况)要事发电报，急事挂电话，五天抄报一次日记账（是不是跟今天很多写经营日报日志类似，但是今天很多老板根本就是空有其形式，没抓住要点。），总号和分庄都设大粉牌，列出各往来户的存、欠数目，便于经理了解全盘经济情况，调动资金，指挥业务和每个员工心中有数，又可查对各分庄的资金物资库存实况。粉牌所列数目的异动收据，由大家会同查对，填上滚存表。
总号钱柜钥匙，无人专管，挂在旁边，谁需谁取，每晚结账，分文不差，多年来都照此执行并无挪用偷盗等事故发生，这与经济公开，福利平等，激发所有员，视企业为家的思想觉悟分不开的，从而牢固树立了企业盛衰，陈先生说总结这些都是多年见到，泸州商界的一些经验教训与切肤之痛的思想基础。
商品保管，除多数土产物资，由卖方交货直运买方，不需仓储外，仍有不少商品需要进仓堆码高约四公尺，视商品质量规格，至二月翻仓一次，或开包把地气冲出去，保持商品质量达到验收标准。每天早上由他分配当天工作，并讲明作法，中午或晚上大家座谈各自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，这样有助于经理人指挥全盘业务。
深入群众，掌握思想情况。要顺利的开展业务工作，首先要抓员工思想，平易近人，深入实际，和员工打成一片，在思想上以心换心，在工作上，支持帮助，在生活上，关心疾苦，不主观臆断，不动辄训人，即使有错误，给以教育帮助，不一棍子打死，做到口服心服，并未开除过一人。在一切福利上，一视同仁。赏罚严明，不厚此薄彼。使全体员工团结在企业的周围，在工作安排上，员工一呼即走，并无畏缩不前。凡是工作，身先士卒，大家动手，俗话说: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，齐心合力，拧成一股绳，使业务工作，搞得有声有色。
对进店学徒，先讲务业情况，征求自愿，愿者留，不愿者去。学徒进店第一年除装烟倒茶，添饭打洗脸水，搞卫生外，学习商场中的接待礼节，招呼应酬，对人称谓。业务上的名词术语等。第二年，上柜台，熟习商品知识，学算盘，习字，抄录往来信稿和伙食账，以及门市、仓库等操作。第三年，根据各自的学习成绩，分配各分庄见习，待有工作能力时，再派往各分庄正式工作。调换另一批回总号学习，培养有素的业务，采购、储运、财会等方面的人才，生手不能上阵，形成精兵干练，强有力，功底厚的业务班子。
在训练中，动之以情，以老代新，言传身教，声同时进行，分各个部门见习的学徒，较扎实的学到各种专业知识。如新生公司的成立不仅解决了一百六十多人的就业问题，而且培养了不少业务能手，输送到各国营公司和机关工作。
在用人上“任人唯贤”。以德才兼备，对人接物俱佳者为招聘对象，从不任人为亲，滥用私情。在处理一切问题，以身作则，公正无私，从而团结一致，亲密无间，工作上全力以赴，不断取得显著成效，
在工资待遇上，是以实物计算，总号经理每月不超过400斤大米，庄号负责人不超过300斤，学徒第一年每月50斤，第二年100斤，第三年150斤，不定期发给，随要随支。伙食费由企业供给，按食米的100斤价值增加二倍为每人付食费，生活一律平等，不开两样伙食。头一年未支完的工资，可连同当年的红奖作为入股，与股东同样分得红利，由于企业好坏，关系到员工个人得失，人与企业挂起钩来，无不关心生产。积极工作。
关心公益回馈社会，跟大多数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商人一样，陈先生也将所得部份利润，捐助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，民国时期捐助单位有川南师范附小，新建教学大楼，捐助银币1干1百多元，北城小学校长廖泽温改建教室，陈代买木料和雇工，捐助银币七百多元；桐荫中学校长阴伦表，为购买图书，捐助银币二百元；峨眉中学，买图书捐助银币百元；新建培基小学，除募得款五百多元外，他负责全部修好。捐助银币五千多元；又为高山庙、邻玉、新溪、水神庙等小学的修建和维修共捐助银币一千元左右。
陈先生于1990年去世，享年97，得享高寿，生前曾先后担任过泸州市工商联1至5届执行委员、2届副主任委员，市人民代表，市人民委员会委员，省辖泸州市政协委员，省工商联3届执行委员、4届顾问等。
今天给大家讲述他的故事，江阳沽酒客觉得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泸州商界前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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